代来临。]运动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之风。康有为对此是十分反对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曾遍欧美，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沦为殖民地的那些国家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他的亲身观察，他认为，欧美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远非十全十美，因而盲目地"全法欧美"和"举中国数千年道教化之文明一切弃之"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一三年，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的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一切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在文章中指出，社会上一些人"发狂妄行"，"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贻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揣是非，扫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他认为，去中国之旧，用欧美之新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一些人"于欧美之礼俗，不问其是非而师之法之；于中国之政治礼俗典章法度，则不问其得失而皆扫之弃之。"（《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他强调说，世界各国的国情各异，绝不能盲目照搬，"苟妄师之，必生病害。"他认为，即使是那些欧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他们也还要"各鉴其弊而损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国之情，而为至善之止耳。"（《中华救国论》）他明确表示，欧美各国"亦有不可效法之事"，人们只有以"必求其善而去其不善"的态度去学习欧美，才可能取得成功，达到富强（《在宁垣学界演说》）。相反，如果"全师欧美而尽弃国粹"，那末就只能象"尼固之黑人"，永远做"欧美之奴"。（《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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