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如何，以及孔子思想的本来，从而能够在本来状态中透视孔子及其思想力量的来由和去向。

    我们不妨看一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失圣人时期”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教训。由于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史上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的祭孔和推行在学校读经，以及后来的军阀、政客和侵略中国的日本的崇孔等等别具用心的开倒车行为，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潮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前后，出于现代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曾经把批判孔子当作诊治“中国愚弱病”的文化战略的构成。

    细心考察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主要的也不是批判本来的孔子，而是两千年沉积下来的对孔子的解释和涂饰。批判的结果，使孔子头上的灵光和[注: 名称 光和（178年三月-184年） 解释 是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第三个年号。汉朝使用这个年号时间共记7年。 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元年。]脸上的涂饰消解了，剥落了，颜容黯淡，斑斑驳驳，显出一副迂腐相或者滑稽相。剥除涂饰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涂饰剥落之日，或许就是事物本真呈露之时。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清理一下，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剥落孔子涂饰之时，到底留下什么文化启示。

    鲁迅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几乎读过全部的“十三经”，但他当时的思想趋于启蒙的异端，文艺上提倡“摩罗诗派”。鲁迅在杂文中又以调侃的笔墨作所谓“学匪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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