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训释只是为义理做准备。傅山并不停留在文字的训释上，而尤其着力于整篇文章的诠释工作，“以求其通”。“兼爱”可以说是墨家思想的基石，《大取篇》是墨家“兼爱”思想的逻辑概括。孟子谓“兼爱无父”，对其大加鞭挞，其后的儒家对孟子的观点也坚守不移。傅山却赞扬说：

兼爱，爱分；一爱，爱专。我之于人无彼此[注: 介绍 彼此 ：bǐ cǐ 意义 ①那个和这个；双方：不分～ㄧ～互助。②客套话，表示大家一样（常叠用做答话）：‘您辛苦啦！’‘～～！’。]皆爱，与无二爱之专一爱同意也。人皆有生，而我皆以一爱爱之，除无生者我不爱之。其类如人莫不有死，而我莫不有爱。谓于人定爱之也，矢死以一爱爱人，死而后已也。[xviii]  

显然，傅山是在尊重墨子“兼爱”本意的情况下作了自己的解释。在傅山对兼爱的解释中甚至还包含着博爱的思想，他说：“推其爱人之实，爱众与爱寡相若；若但能爱寡而不能爱众，不可谓爱也。”[xix]当然，我们不能说那时的傅山已经包含了近代的“博爱”思想。墨子“兼爱”是在战国时代[注: --地图 广义的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 年，而实际上具体时间应该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即公元前403 年～公元前221年。]代表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发出一种呼声和良好的愿望，并不包容近代意义上的“生而平等”观念。而近代“博爱”的前提是“人生而平等”。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傅山对“兼爱”的解释更接近《墨子》本身的内涵。

《墨子》坚持“兼相爱”“交相利”。傅山也认为，“兼爱”不仅仅是爱憎分明的，而且“兼爱”与“交利”相联系。他在解释《大取篇》“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时说：

大人，有德有位者，治人者也；小人，百姓也，治于人者也。百姓依护大人以为生，故爱大人也。然此就大人能为人依护者言而，其常也；若草芥寇雠，则后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爱之。[xx]  

这样的阐释还有不少，比如他说：“且如禹之无胈无毛，是爱天下之人也；如此为天下，而遂不敢薄禹之所为。为禹当如此，至于为天下而厚爱禹者，乃为禹之爱天下之人也。”[xxi]“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的小生产者的良好愿望，与儒家的“何必言利”构成鲜明的对照。顺便说一句，从上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出傅山理解的“兼爱”没有完全摆脱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博爱”。但傅山对于“兼爱”“交利”的肯定，表明了他思想中的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表明了他能不为当时主流思想意识所束缚的怀疑叛逆性格。他说：

一双空灵的眼睛，不惟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后非底，有先非后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指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于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执拗之君子，恶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为非；喜承顺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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