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与墨学 (1)_国学文化

，爱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为是，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蔽，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着便了。[xxii]

他的批判的精神也正是他敢于训释《墨子·大取篇》的原因。

墨家主张把“义”与“利”、“志”与“功”结合起来。《大取篇》有不少这样的表述，反对儒家割裂他们的关系。傅山从自己的“济世”思想出发，赞同墨家的主张，认为“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得徒有志为有利于人也”。[xxiii]《大取篇》又反对淆乱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强调“志功为辨”，动机与效果既不相同又有机统一。傅山的解释也表明了他坚持“志”与“功”的有机统一：“意仅可曰志，不可以为功，必得楹得禽而后可云功也，志与功不可相从而得、以志为功也。故志是志，功是功，当辨也。”[xxiv]傅山不屑为空言，他甚至把效果看作比动机更为重要：“犹爱人者，必实实有爱人之功始可，但若有其志于人何益！所以志是志，功是功，须辨之，不可谓志即功也。”[xxv]

《〈墨子·大取篇〉释》还充满着对“奴儒”的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墨家思想的肯定之中。比如，墨家主张节葬，而为儒家所讥。傅山称赏墨家的节葬观，批评儒家厚葬观点，指出“儒家治厚葬以利其得一孝名耳。是为称赏名誉以利一人，非为以赏利实有利于众人也。充其要誉之心，即不为此厚藏以求于人，亦不至别无可贵于人之事，即欲因此博一孝名以利心则名而已矣。尚得为真孝乎？不孝且勿论，而以厚葬诲盗亦且不智，是不见己之有利于众亲也”[xxvi]。这种批判精神与傅山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明末清初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注: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等思想家一样，由于处于社会、思想嬗变之际，精神上的束缚相对较少，面对变动中的社会、文化，激发他们的思考和想象。傅山的墨学研究是那种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在他之前，李贽曾著《墨子批选》，激烈指出孟子指责墨家是“不深考其所自而轻于立言”[xxvii]的结果。傅山研究墨学，是其子学研究中的一部分。侯外庐指出傅山“开创子学研究的本身，就是对于道学传统的反对态度”[xxviii]。这是不无道理的。

《大取篇》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傅山也努力加以发掘。名实之辨是先秦逻辑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取篇》也作了不少探讨。傅山在训释中说:

圣人所为人，于名实之间，欲名之有实也。若但曰“名实”，徒有其名而不必诚是其实，则白败是石也。“白败”不知为何物，当时或有此名。可见当时诸子多持坚白石[注: 白石 (1927～)，本名周德恒。河北乐亭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论，故此及之，以辨名实。若但以白为石，如物之坏而败者，如白醭、白之皆可谓之石矣。即以“大”言之，如“大马”非“大牛”也，若去其实而不分辨之，但曰“大”，如何是“大”也？[xxix]

显然，傅山所持的观点是：辨别名实，名依于实。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训释《大取篇》中“居运”一段文字，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名实观：“居齐曰‘齐人’，而去之荆，则不得谓‘齐人’矣之类也；即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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