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新式反清志士平时所宣传的民主思想都是从西方革命前辈留下的历史遗产中挑选出来的，并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当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美国《独立周报》的社论就发出疑问，一个习于墨守成规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吗？”另一家报纸也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与日月星宿同辉，在这样的观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长的土壤”。美国舆论的疑问和判断充分暴露了自以为独占“自由女神”的美国人所具有的那分优越感和轻蔑感，但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缓慢而且举步维艰的近代中国来说，由小农文明所托起的纲常名教还颇有市场，与资本主义文明相适应的近代民权政治还不曾成为多数民众自觉向往和奋力追求的伟大目标，即将新生的民主立宪之果还不完全是瓜熟蒂落所致，这又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民族危机的阵阵紧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辛亥先驱们不可能等着这些条件全都成熟后再来革命，正如孙中山在1905年回答严复时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G·肖伯纳说，取得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努力寻找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孙中山等人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推出刷新史册的政治革命。丘吉尔说：“我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现代英国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丘吉尔是如此，近代中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推翻腐朽清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清皇朝的统治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就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是失败。
君不见，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何图谋复辟帝制的丑剧都没有好下场，素负治学严谨之盛名的同济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沈恩孚在1921年为《申报》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时，就从政治纷争不断的吵吵闹闹中看到“国民拥护共和之心，翕然一致”。只要不是以民初社会的若干弊端而一叶障目，过于美化晚清预备立宪的前景，照搬“权威主义”，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用巨人之手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之际，就同时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 一种既不能漠视又难以侵犯的尊严。
正是通过辛亥革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现代化才有了足以依托的起点，前进的足迹就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中彰显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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