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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能越级进入社会主义吗？（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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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0-11 10:22: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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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为“社会主义”所下定义，载《国际劳工规约评论》
一、列宁之人格，“最足以感化人”
“不管（苏维埃政权[注: 苏维埃由来 一词是俄文“Cobet”的汉语音译，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是俄国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式。]）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梁启超1921年评价苏俄政权。
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
就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而言，梁启超可谓“先驱”。1902年，梁氏已在文章中谈及社会主义：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于不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干涉与放任》）
也是在同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梁氏称其为“卖喀士”，说他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文章并无褒奖马克思之意，梁氏此时乃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信奉不疑，故而将马克思、赫胥黎二人的学术，一并归为“过激之言”，说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解决不了问题。
苏俄政权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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