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规范“礼”；接着，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最后，各种人之应然的行为规范“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孔子礼乐观，实质是使每个个体在平时礼乐的教化中，于芸芸众生之中区别于自我而又调适于社会，自我与他人在对待与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中和谐相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类人伦关系中，个人主体以自觉于自身的相应道德伦理，如敬、宽、信、慈、孝、悌等，修养身心而又融洽社会。在以外在的“礼乐”养成个体的道德心性或促成主体道德自省的同时，将世间的这些人伦关系及其相应伦理范畴，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伦理自觉意识乃至自身的生存需要，使礼乐最终符合人类成其为一个和谐社会统一体的伦理要求与道德诉求。
如此看来，道德伦理相比于以政治秩序为中心，对孔子礼乐思想来说，前者更具有先在的优位性，且在孔子看来，依社会各成员的道德自觉而达成的社会伦理，涵盖甚或重新规范了其特定领域的政治伦理。相比于“礼不下庶人”的礼乐文化传统，这种优位性更趋明显：例如，周公的传统礼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礼乐制度，为以姬姓各级贵族为代表的周代统治者提供了政治准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而孔子礼乐思想则将礼乐施用的对象扩充为全社会成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传统礼乐习染下，将外在的全社会各种对待的伦理关系，潜移默化地内化为社会各成员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自省与“克己复礼”的主体自觉。
孔子礼乐思想道德自省与主体自觉，更甚于重政治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礼乐中的秩序与等级蕴涵。实际上，孔子重塑传统礼乐文化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社会秩序，因而孔子不能不看重礼乐文化所蕴含的社会的秩序性与政治的等级性——其理想政治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大力主张周礼的恢复和遵守，也是旨在重返周王政治权威下的社会秩序。不过，这种社会秩序与政治等级的实现和维护，在孔子看来，其实是不仅需通过礼加以推行和保证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而且更是以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人伦之间的对待与和谐相处、彼此[注: 介绍 彼此 ：bǐ cǐ 意义 ①那个和这个；双方：不分～ㄧ～互助。②客套话，表示大家一样（常叠用做答话）：‘您辛苦啦！’‘～～！’。]相互尊重各自人格为前提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这种礼乐秩序论，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人伦和谐的，最终是以全方位的各种伦理之道德自觉的达成而实现的。
(作者：闫春新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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