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一个好的作家,政治上万万不可糊涂。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经过度地强调了作家的政治立场,把文学当作工具,只是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当然是一个偏差;但是,进入新的时代,作家的政治立场、文学的政治立场,又被好多人忽视了,这是另一次损失。
在这个大轰大鸣的“娱乐时代”,来呼唤真理,似乎不合时宜了。可是作家不能不为时代负责。美国作家爱默生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过兰多的一句话:“我发现说好话的作家使人变得非常坏,说的好话越多,使人变得越坏。”不要把作家说好话简单地理解为就唱颂歌唱赞歌。作家唱颂歌唱赞歌阿时谀世,固然是“说好话”,而对一些人、一种风潮一味趋奉、迎合,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不管你的需要是否正当,也是“说好话”。这样迎合的好话说多了,怎么会不让人变得越来越坏呢?我经常在[注: 常在,清宫女称号,与“答应”同为最低级妃嫔。《清史稿?后妃列传》:“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想,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为这个娱乐时代增添一份笑料,让人们笑几声,有时候让人哭几声,倒比笑几声要好。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动物永远不笑,动物比人类更清楚末日的悲哀。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在提醒人类,不要盲目乐观,不要盲目发笑,不要盲目娱乐,在大肆娱乐的时候警醒一下才好。在这个娱乐时代里,强调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作家都站出来,赤膊上阵,去做斗士;而是要求作家至少应该做一个值夜的更夫,当一些人在秉烛夜游彻夜狂欢灯火通明、一些人要昏昏睡下的时候,出来敲几下梆子,叫一声:“小心火烛!”
责任编辑:
林杏子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