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仁人”的差异，《卫灵公[注: 卫灵公，即姬元，为春秋诸侯国卫国君主之一，他为卫襄公儿子，承袭卫襄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期间为前534年-前493年（在位42年）。]》篇一段语录也表述得很清楚：“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注: 陈子昂（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是仁人志士，不论政治形势如何，都正直无畏；而蘧伯玉是君子，一旦处于黑暗无道的社会，就隐居起来，明哲保身。从对社会历史的贡献而言，仁人无疑比君子大，更受到后人的赞颂，因而《论语》的这一层“君子”意义往往被忽略。例如《宪问》篇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意思是君子或许有不仁的言行，指君子还没有完全达到仁人的境界。因此陈埴《木钟集》注道：“君子容有不仁处，此特君子之过耳，盖千百之一二。”《雍也》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问“仁者”，孔子答以“君子”，似乎“仁者”就是“君子”。其实，这是孔子因材施教而言，这段语录也正说明君子与仁人在修养上有差别。孔子曾批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斥责他违背“三年之丧”（《阳货》）的礼制，因此宰我问仁者是否为真理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问题，孔子认为不切合他的践行需要。答以“何为其然也”，意思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说“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则降低了一级目标要求，告诫宰我要做有理想、也有理性的君子，不要满脑子想仁者的问题。

    因此，《论语》中有关君子品格的表述在许多方面与圣人、仁人不同。首先，君子的形象总是文雅的，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需要借助外在的形象获得他人的赞许和社会的认同；而仁人志士并不一定讲究这一点，他们直接透显内在的生命情怀，以质朴博大的精神打动人，形象如何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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