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别呈送给了张政烺先生、启功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请求指正。周先生在我提出的问题的旁边,用小字圆珠笔,密密麻麻几乎写满了整纸。凡我所不明白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解释;凡标点上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给我以极大的启发。我也像吃出甜头似的,标点完一卷,就直接送周先生审定,前后不下十卷之多,直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全集》标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为止。
后来我获知,周先生原来和徐调孚先生是儿女亲家,周先生对我的尽心帮助,又何尝不是代至亲履行辅导后学的义务。由此,周先生也就成了对我施行古籍整理教育的启蒙老师。
原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周先生结束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之后,正式调到了中华书局,参加的又是文学[注: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编辑室的工作,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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