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日：我第一次拜访巴老

1978年秋，度过十年浩劫之后，我离开西北来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带着保存了14年的旧稿，重新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之路。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跑各家图书馆，查旧报旧刊，觅绝版书籍。此后6年间，我记得只给巴老写过一封问候信。直到我出版了论述巴金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上海见他。1984年12月3日下午，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陈思和带我第一次走进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巴老的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其中“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因此，想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

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两天前我已将要谈的问题写在纸上，交小林转交巴老。我提出的问题主要是：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他自觉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创作是否有影响；怎样确凿认识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怎样看待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和写出“真实存在着的×××”这两种观点。

巴老依次谈了对我提出的5个问题的看法，又即席回答了我临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时，巴老因摔跤骨折腿不大方便，但精神很好，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准备任何文字材料，还能整段背颂鲁迅的话。我们用四川话谈了两个小时，思和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谈话中间，作家师陀来坐了一会儿。8年后，我重新翻看这次谈话记录，亦觉巴老的谈话深具研究的价值和史料的价值，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便将谈话的主要部分整理出来，经巴老审订后以《巴金访谈录——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它》为题发表于《文艺报》。

1989年11月23日：我请求巴老与研究者见面

在第一次与巴老见面后，5年时间匆匆而过。1989年11月，我参加在上海市郊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1989年末能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还有香港和国外的学者参加，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当场强烈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因为他们在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获同意。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受会议之托，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陪同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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