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闻一多最崇拜的人，闻一多是郭沫若最尊敬的人。两人一生虽然只有两次短短的直接接触，但精神上的互动，学术上的砥砺，却贯穿终生，共同为创造先进文化、为建立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奋斗。梁实秋青年时代也是郭沫若的崇拜者，友情深厚。随着时代的巨变，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梁实秋始终关注着郭沫若的动向。林语堂与郭沫若文艺思想迥异，为了共纾国难，郭沫若摈弃前嫌，应约为林语堂主编的刊物《宇宙风》写稿，上演了一场“三堂（鼎堂、知堂、语堂）会审的喜剧”。郁达夫与郭沫若本是创造社的发起者、创始人，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情同手足，但也不免产生分歧，乃至分手。然而，为了国家、民族，他们又携手合作，促成了郭沫若归国抗战，为中华民族保持良心和清明。王礼锡与郭沫若都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的模范、新诗道路的开拓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如果说郭沫若在史学战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那么，王礼锡则在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阵地上作了开辟工作。他们都是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驱。姚雪垠与郭沫若本是师生关系，但郭沫若逝世后，姚雪垠很快挑起了《甲申三百年祭》论争的风波，书中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其中的缘由。

　　书中记述的虽然只是这几个文学家一个个小小的侧面，但作者钩沉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并融入不少鲜活、真实的访问记、来往书信以及手迹、照片等第一手材料。作者在历史叙述中层层展开，逻辑推演中步步深入，纵横对比，还原了20世纪中国文坛的历史语境，将今天的读者带入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向人们展示了当时文坛的真实风貌，让读者犹如重返历史现场。

　　此外，书中还集录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种种评价，以及楼适夷、戈宝权、王瑶等前辈学人对郭沫若研究的关心、支持，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褒奖后学的宽广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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