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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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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2 13:2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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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庸劣之人为了谋求政治利益而不择手段地获取“在世”的名声，却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品德与才华，这种“名”与“实”的巨大反差，使“生者”的名声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严重的损害，人们对“在世”名人的尊崇与信任大为减弱，对其实际才华与道德素养持怀疑态度，这使在世名人的“含金量”大打折扣。魏明帝[注: 曹叡-曹丕之子，小时候表现得很聪明，深受曹操喜爱。曹丕去世后，曹睿继位为帝，开始表现得很勤勉，指挥曹真、司马懿等人成功防御了吴、蜀的多次攻伐。]在谈及选拔人才的标准时便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5](P651)在具体的用人过程中，魏明帝也是“取其效力，不贵虚名。” [5](P698)这种“在世”声名影响力的明显下降及其功利性作用的削弱，促使人们转而更多地追求“后世”的名声，以获取心理的满足，从而出现了由刻意于“立在身之名”向更加注重“求不朽之誉”的风气转换。虽然早在曹操执政时期便有所谓禁碑之令，但立碑镌铭是人们能够留名后世的重要途径，因而“禁碑令”在此后的推行情况并不理想。即《宋书·礼志》中所说：“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注: 曹操-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注: 曹髦（241－260）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 [9](P407)一度甚为严厉的禁碑令之所以“复弛替”，显然与普遍而又强烈的留名心理的冲击以及人们对立碑留名的高度渴求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便收有《魏刘熹学生冢碑》，该碑是曹魏时穀城令刘熹为那些尚未出仕便因各种原因而去世的官学生徒们所立之碑，目的是使这些曾经勤奋苦读的学生，虽然最后“不终业而卒”， [3](P1135)但也能留名后世。
应当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与立碑镌铭相比，传统史书在记事述功上存在着诸多“优势”，使史书的记述成为人们在“留名”时一种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同时，在曹魏统治区，在碑禁尚存的情况下，那些不愿触犯禁令而又希图留名的人，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了书史留名以规避犯禁风险。在当时，“书名传记”、“书名竹帛”成为人们追求留名的重要方式。曹植在给曹丕的上疏中便说自己希望能“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 [5](P567)而在刘蜀政权内，“追名古人，载勋竹帛。” [5](P996)“书功竹帛，遗名千栽。”“书籍嘉之，流声无穷。” [5](P1047)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孙吴政权内，“书功竹帛，遗名后世。” [5](P1415)“名书史籍，勋在盟府。” [5](P1461)等等，是不少人的毕生追求。这种留名心理的延续与日益强烈，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清代学者侯康所作《补三国艺文志》和姚振宗的《三国[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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