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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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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2 13:2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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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附托墓主以求留名的现象也变得更为普遍。欧阳修在《集古录》中收录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南乡人”为司马整所立的《晋南乡太守碑》，其碑阴题名可见者多达三百五十人，“其磨灭者犹有二十余人，人皆有邑姓名字。” [3](P1137)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收录晋武帝咸宁年间（公元275—280年）所立《大长秋游君碑》，[1]其碑阴题名者“凡二百五十三人” [4] ](P368)（；又收录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晋护羌校尉[注: 隶属范围 官名。 掌管事务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西羌联合匈奴，围攻抱罕（今甘肃临夏东北），使李息、徐自为率兵击破西羌。]彭祈碑》，其碑阴“题名者凡三百十二人”。 [4](P372)显然，希图“附托”墓主而留名后世的人，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东汉。同时，欧阳修在论及《晋南乡太守碑》碑阴题名时指出：“碑阴官属，何其多邪，……当时犹于其间以取士。” [3](P1146)也就是说，附托墓主而留名碑阴，除单纯的留名之外，还可以增加入仕的机会，这使立碑的政治功利的目的更加凸显出来，成为热衷于为逝者立碑而镌名碑阴者数量大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留名后世被如此看重，因而名门大族[注: 名门大族 拼音： 解释： 名门：豪门。高贵的、地位显要的家庭或有特权的家族。-mingmendazu]和权势显赫者，对碑文内容极为讲究。东晋中期，孙绰以文才著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7](P1547)这显然是对留名极度重视的一种表现。而赵超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收有西晋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2年）《晋故处士成君之碑》，[11](P5)这已不是为官员，而是为普通士人立碑留名了。可见，“好名”心态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因而，桓温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12](P3248)的名言出现在这一时期绝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留名后世的极度渴望，只要能够留名，即便留下恶名而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了。与之相适应，希望借助先辈的名声来提高自己身价者，也不乏其人。《晋书·袁宏传》中记述说：袁宏曾撰《东征赋》，在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未载桓温之父桓彝，桓温“知之甚忿”，当面严辞质问袁宏道[注: 据说为苏轼的后身。-yuanhongdao]：“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在赋中没有记述陶侃，陶侃之子竟然“于曲室抽刃问宏”，为何不将其父亲记入赋中。 [7](P2391)可见，先辈的“身后名”受到人们何等的关注，为使父辈留名，后人已经到了以诛杀相威胁的程度。
而在两晋十六国时期，通过史书留名，同样被人们认为是优于立碑的“最佳选择”，“显名于竹帛” [7](P1274)是人们的最大愿望，不能留名于史书则是臣子之遗恨。“世为西土著姓”的敦煌人段灼，在给晋武帝的上疏中便说：“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 [7](1341)而“身虽云没”，但能“书名良史”，是颇受人们称许并被视为楷模的行为。 [7](P1571)这种心态，在十六国境[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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