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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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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2 13:2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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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之有形的肉体脆弱而易逝，而留下的名声却比金石更能传之久远。北朝史家魏收撰成《魏书》后，不仅生前多次遭到指责与“投诉”，甚至去世之后仍被发冢弃骨，《魏书》也被斥为“秽史”。这种极端行为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认为其家族的先辈在书中“不见记录”，或其“家世职位”被遗漏， [16](P2031)不能“留名青史”，因而对魏收极为怨恨。可见，当时人们希图留名的心态是何等的强烈。这种心理需求不仅表现为希望先辈留名，与前代一样，也表现在企盼自身留名上。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在南朝统治区，“冒禁”立碑镌铭者不乏其人。而在北方，立碑镌铭也很普遍。因出使而拘滞于西魏和北周的著名学者庾信，其文才备受推崇，因之出现了北朝“群公碑志，多相请托”的景况。 [17](P734)这一方面说明了“群公”对碑文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当时北方立碑之盛。同时，这一时期，与碑铭性质相同的墓志铭也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在北朝诸政权尤其是北魏统治时期急遽增多，[2]留名后世的心态不仅强烈且十分普遍。在时人看来，凡有功德可述者，都应刻“颂”镌“辞”，使其名闻千载，所谓“若功建而颂不兴，德立而辞不作，则千载之下曷闻？百代之后曷述？” [11](P184)这一时期，除大量的皇亲贵戚、文武官员外，不少宫女、太监、僧尼、处士、县民也有墓志铭。铭文中“镂石标美，万代流馨”，“式述景绩，垂之无疆”，“式镌景范，垂之永年”，“铭咏千载，万古流芳”，“永流懿迩，式传不朽”，“刊石表铭，式传不朽”，“镌声影于斯石，庶万古而无亡”，“鸿谟不朽，万载垂芳”，“刊石墓门，传光来世”，“刊石传辉，式扬不朽”，“镌石勒铭，传美遥年”，“镌石传名，庶流敻古”，“托镂志功，名传后咏”等言辞比比皆是，[3]反映出强烈的镌石勒铭以图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
但是，正如我们在论及东汉至两晋时期的相关情况时所说，就满足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而言，写史记述较之立碑镌铭更具权威性，同时也更简便实用，流传也更为久远，在纸作为书写材料已经取代简牍和缣帛的南北朝时期尤其如此。北魏著名史家李彪在言及史官和史籍的作用时便认为：“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 [15](P1396)强调史书记述在流传时间上的优势。碑禁也促使人们更多地依赖史书以实现留名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把史传的记述作为留名后世的一种依托，较之镌石勒铭更为普遍。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隋文帝[注: 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杨坚的第三子秦王杨俊病逝，王府僚佐上请为杨俊立碑，文帝回答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12](P5572)显然，在隋文帝看来，要留名后世，写史记述远较立碑镌铭为优。此事虽发生在入隋之后，但隋文帝长期生活在北朝，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存在与强烈的留名后世的心理需求相结合，对史著的撰写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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