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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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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2 13:2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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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志》中收录了这一时期数量可观的人物传记，[6](P3178-3181,3234-3241)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三
两晋十六国[注: 五胡十六国，简称十六国（304年－43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该时期自304年刘渊及李雄分别建立汉赵（后称前赵）及成汉起至439年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灭北凉为止。]时期，一方面，“扬名万世” [7](P657)不仅是统治阶层，同时也是民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更是有志之士的终生追求，所谓“志士思垂名于身后” [7](1475)。人们在无法使生命无限期延续的情况下，希望名声能像日月一样永存，所谓“悬名日月，永世不朽” [7](1536)。晋武帝皇后杨芷去世后，时人在为其所写的诔文中，便表达了希望通过诔记生平，使其“悬名日月，垂万春焉”的意愿。[7](P961)
而在当时，通过立碑镌铭等方式记述生平，常常能感动后人而获取千古之名。如西晋名将羊祜，镇守襄阳期间颇有惠政，去世之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7](P1022)。再如晋武帝时，扶风王司马骏担任“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在任期间，他劝农商，安边陲，使西北一带的百姓得以安居。他去世后，“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7](P1125-1126)这种通过立碑而获得的“留名效应”，不可能不对其他人特别是有着强烈留名愿望的人产生影响，带动树碑风气的盛行。《水经注·沔水条》载西晋名将、著名学者杜预立碑留名之事说：“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上有《邹恢碑》，鲁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凯碑》，元凯好尚后名，作两碑并述己功，一碑沉之岘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后，何不深谷为陵也。’” [8](P897)为了留名，可谓费尽心机。虽然晋武帝时期曾颁布过类似曹魏的禁碑令，所谓“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9](P407)但与曹魏政权相同，起不到明显的“禁断”作用。张鹏一先生在其《晋令辑存》中所录“《文选》三十八李注引《陈留志》”中的事例，颇能说明西晋禁碑令不能严格执行的原因。文中说：“阮略字德规，为齐国内史，为政表贤黜恶，化风大行，卒于郡。齐人欲为立碑，时官制严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齐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树碑，然后诣阙待罪。朝廷闻之，尤叹美其惠。”[10](P187)显然在当时，西晋朝廷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并没有对“冒禁”为阮略立碑进行任何惩处，而是“叹美”碑文追述的阮略的“惠政”，这实际上是对犯禁行为的纵容与支持，禁碑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无法得到切实的执行。此后，在“八王之乱[注: 八王之乱是中国在西晋时期，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及随之而至的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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