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说，刚来的时候开展过一些工作，后来因为文革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中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才又将编写石窟考古报告工作提上日程。但当时限于考古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始终难有推进。

进入90年代，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一行政职务又占去了她太多时间。想要匀点时间给钟爱的专业，就要想尽办法从“海绵”里挤。

“考古工作非常枯燥，不是数据就是公式，所以要静下心来做。我有时候好像坐不下来，到夏天院里的事就更多。我只希望能先把头开好，把第一本先做出来，就算自己老了，今后这项工作也能在研究院继续下去。”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干脆就又重做，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直到今年才正式出版。

就像很多人是为艺术献身敦煌，樊锦诗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的考古专业、学者理想坚持。

现在的敦煌，有淡、旺季之分。赶上旺季，南来北往游客熙熙攘攘，一入冬，淡季来临，敦煌又好像复归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那种寂寥。樊锦诗说，尽管现在身处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自己的内心一直还算安静的，心里始终有一颗向学向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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