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彻底爱上他了，你还想别的吗？”

　　说话间，72岁的樊锦诗身体前倾，眼里闪耀着光芒。

　　她爱上的“他”，叫敦煌莫高窟。他们之间的“厮守”将近半个世纪，不离不弃。

　　令这位敦煌研究院院长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爱人”变得越来越重要。2010年上海世博会，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

　　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她护送这些国宝奔赴上海，并参与了展厅的布置。在她看来，世博会和敦煌之间有着隐隐的呼应——

　　世博会是世界文明的际会，它面向未来，生机勃勃；而敦煌是历史文明的积淀，它守护过往，孕育久远。一个是象征当下的文明，一个是代表过去的文明，这两者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虽然朝向不同，却都体现着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创造、参与和共享。世博会在这三方面的表现自不待言。敦煌作为历史上牵起丝绸之路两端的“咽喉之地”，创造过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通的奇迹。

　　不过，担心接踵而至。这次参展等于是给敦煌做个大广告，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游客直接前往敦煌参观。但由于莫高窟保护的特殊性，大量游客的涌入将对壁画造成毁灭性的损害。樊锦诗说曾经做过实验，让40个年轻人一起进到某个洞窟，仅半个小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

　　“既要弘扬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要保护好这份世界遗产，不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个两难！”樊锦诗说，她经常忐忑不安，睡不好觉。

　　所以，她有时会急躁，挠头，满头银发如飞雪，在空中滑出弧线，实在憋不住了还要骂人。但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开玩笑，笑起来像个孩子，尽兴又有几分羞涩。

　　她说开会休息时经常有人跑过来问：“你是樊锦诗啊？”她点头说是。来者满脸惊讶：“你就是樊锦诗啊！”她揣测，这个人肯定在想：怎么是个女的？

　　就是这位老太太，紧握男人传来的接力棒，用女性的坚忍驻守敦煌，用女性的柔情温暖着荒漠里的艺术宝藏。男人成了坐标，勾勒出她的人生轨迹与生命传奇。

　　常书鸿：精神偶像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5年秋，他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震撼不已。随即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在战火中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始终以修复保护莫高窟为使命。

　　樊锦诗知道常书鸿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人公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常书鸿对艺术的忠诚、对事业的执著让她心生景仰。

　　1962年毕业实习，她和其他三名同学被委派前往敦煌。她见到了常书鸿，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农民？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有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村姑？

　　也就是这次，樊锦诗体验到了敦煌生活的艰辛。没有电灯，井水又浑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她深夜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她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

　　这个晚上，让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第二天迈步进入洞窟参观学习，她一下子就“呆了”。

　　这似乎是初到敦煌的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常书鸿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和自己的精神偶像常书鸿一样，樊锦诗也感受到了什么叫惊心动魄：“每个洞窟美不胜收，越看越有味儿，一个跟一个都不一样，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

　　“爱”有时要付出代价。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她不顾家人反对，父亲给学校写信抗议，她偷偷把信藏了起来；她也不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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