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坦言中途想过“跳槽”，挥别敦煌，这时常书鸿的身影就会伫立在她的眼前。“当年，常先生在巴黎画坛很有地位，喝牛奶、吃面包、住高楼，但是他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敦煌过着像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艺术！他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

　　曾经的苦，她忘了，或者不愿再提，但是她记得那些“甜”。比如说常书鸿经常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81年中秋节，敦煌通电了，“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喜事”；更让她震撼的是1995年夏天的一段经历。

　　据史料记载，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眼时，只见对面的山上发出万道金光，似乎有千佛现出。乐僔大为震惊，心想是自己的虔诚得到了感应，决定开凿洞窟，住下来修行。以此为发端，洞窟越来越多，历经好几个朝代，成就了当今的莫高窟。

　　夏天是敦煌的雨季。1995年，樊锦诗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天傍晚，她现场监督工作人员垒沙包，以免莫高窟受到洪水的侵害。“这时我觉得余光里有亮光，一抬头，好家伙，天上整个都是金色的，金光万丈，耀眼，太壮观了！一会儿就没了，我就看到过这一次。”

　　无独有偶。常书鸿在跟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谈时，提及上世纪50年代，他也见过这样的情景：“……三危山的背后是渐渐变暗的天空，前方是暗淡的呈茶色的沙漠，唯有照在三危山上的夕阳显出极为清晰的金黄色。在带状的金黄色背景下，山脉看上去宛若千尊佛并列而坐。”

　　或许，敦煌以这样的方式回馈着孝顺她的“儿女”——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樊锦诗被誉为“敦煌女儿”。

　　王圆箓：反面典型

　　王圆箓，即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生于陕西，在酒泉入道修行，后云游到敦煌。1900年6月，他揭开了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敦煌的大量珍贵文物经过他的简单交易流失海外。

　　“不做王道士！”

　　刚走上领导岗位，樊锦诗就给自己设下了这样一道心理防线。

　　尽管时代已经是天壤之别，“王道士那时国难当头、国运不济，现在奥运会、世博会都在我们国家举行了，完全是两回事。”但樊锦诗说，新形势下有新问题。

　　对世界遗产，有个通病是“重申请、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个“病”也传染到了莫高窟。

　　1998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理由是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刚刚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顿时傻了眼，“这不是要把这些洞给卖了吗？”

　　她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抛却了学者的风范、女人的矜持，据理力争，拍了桌子，骂了人，硬是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了。

　　她担心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一个莫高窟，他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同时她更清醒地意识到，莫高窟不姓“樊”，“在莫高窟保护上不能有‘我’，否则就麻烦了。”

　　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次面对莫高窟的九层楼，樊锦诗说这些字眼就会在脑海里闪现。

　　研究院要建办公楼，她主张选址和九层楼要保持距离，并且叮嘱建筑设计师：你不要想通过这栋房子来突出你的设计风格，而是要想着怎么跟莫高窟相协调，没有你自己，只有莫高窟，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能耐。

　　但是，“不做王道士”，不等于闭门造车，与国际上不相往来。

　　她很清楚，莫高窟的这些洞都有“病”，要及时治疗。她与古遗址保护经验丰富的美国盖蒂保护所取得联系，经过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如今的莫高窟已经形成了从外到内的系统保护网络。

　　彭金章：执手爱人

　　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63年至1986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同班同学，毕业前他们就相好了。结果分配工作时，彭金章去了武汉，樊锦诗到了敦煌，天各一方。

　　樊锦诗说他们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

　　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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