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他们结婚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老彭这个人很不简单，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我没有那么伟大，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一说到彭金章，樊锦诗喜欢用“打着灯笼也难找”来形容。

　　彭金章也感受到了妻子坚守理想的不易。在他的记忆里，樊锦诗有过两次泪流满面。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原本说好了要在武汉待产，双方的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彭金章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他们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河北乡下姑妈家，五岁时，樊锦诗去看他。妈认不出儿子，儿子也认不出妈。樊锦诗痛哭流涕。

　　“我们家四个人，有段时间分在四地，我在敦煌，老彭在武汉，大儿子在上海，二儿子在河北。”樊锦诗常感到愧疚，家成了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自己。

　　她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1986年，他辞退了武汉的工作，一头扎进敦煌，给妻子“打工”。但走上领导岗位的樊锦诗越来越忙，出差是家常便饭，又把彭金章一个人留在了敦煌……

　　好脾气的彭金章承受着这一切，甘心做着“敦煌的女婿”。他用了8年时间，在北区废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个增至735个。

　　樊锦诗很开心，丈夫的成绩是她教育年轻人的好教材。“你看，老彭50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常书鸿的口头禅“敦煌有很多事做，而且值得做”，樊锦诗也挂在嘴边。

　　如今，樊锦诗希望退休了能好好地陪陪老伴，“去哪里住，这次得要让他做回主。”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在莫高窟出土的典籍里有一首描写爱情的敦煌歌辞叫《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星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的情感没有这般的浓烈，但是这首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歌辞，印证着他们爱的足迹：历尽考验而忠贞不二。

　　祁嘉：历史身影

　　祁嘉，十六国时酒泉人。《晋书》记载他20多岁时西游敦煌，最初贫困不堪，后来博通经史，终成一代名儒。他诲人不倦，各地讲学，身边不乏追随者。

　　回溯历史，祁嘉以自己的才华和品格影响着后学；今天，樊锦诗也以自己的精神和性情影响着新时代的莫高窟人。

　　对于名利，樊锦诗始终清醒：“莫高窟那么有名，我又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个位置上，还是个女的，所以大家才会关注我。我在沾莫高窟的光。”

　　她说，敦煌学研究能有今天的成就，莫高窟的保护能有所收获，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在默默地耕耘、奉献着，成了“打不走”的敦煌人。

　　比如，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赵声良，这个云南汉子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喜欢美术，翻阅到敦煌画册时，就来了兴趣。但由于当时有关敦煌的书籍太少了，就有了到敦煌工作的念头。这时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让他坚定地要为振兴敦煌学做点什么。他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写信，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段文杰委托时任副所长的樊锦诗回信，欢迎他到敦煌工作。1984年毕业时,他就直接奔向了敦煌。

　　后来，他自费到日本攻读了美学史博士学位，回国时有大学聘请他前往任教。尽管工资待遇、工作环境都要比在敦煌高出一筹，但是赵声良断然拒绝了，理由包括“不回来对不住樊院长”。

　　在日本自费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樊锦诗的坚持下，赵声良仍被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樊锦诗到日本出差，一定要找时间去看看他；每年都给他寄新年贺卡……这些都让赵声良感受到了温暖。

　　赵声良还对樊锦诗在学术上的严谨印象深刻。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樊锦诗走在了前列。她关于敦煌石窟考古的报告已经写了十多年，做了大量的考察，赵声良觉得这个报告详尽而充分，全国少有的高质量，但樊锦诗一直不肯拿出来发表。“樊院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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