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注: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鸣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序》所言：“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荀子结合时代需求，对“《春秋》之文”进行创造性的应用，提炼出适合时代要求的观点，从而使《春秋》完成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体现在荀子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命题进行了哲学化概括；另一方面体现在用时代主题观念超越了传统的门派家法观念。

《荀子·大略》云：“《春秋》善胥命”就是荀子结合时代主题，对各家《春秋》思想加以哲学化概括的成果。这一命题是对《春秋·桓公三年》所载“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这个历史事件哲学化概括的结果，其含义是对齐、卫二国在外交活动中遵守诚信原则的肯定。荀子之所以要将这一历史记录加以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教导大家讲诚信的一个哲理性观点，是因为荀子所生活的战国末年，肇始于春秋初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失序状态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社会秩序[注: 社会秩序正文　　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 　　中外思想家很早就注意社会秩序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治”，]的重建迫在眉睫，而在一个良性的社会秩序下，诚信观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荀子结合时代主题需要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理论提升。

荀子提炼“《春秋》善胥命”这一哲学命题的重要意义，是在解决时代问题的目标下，实现了对传统的《春秋》门派家法观念的超越。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荀子对“《春秋》善胥命”这一命题的具体提提炼过程中加以把握。对照《春秋·桓公三年》的原文：“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我们可以发现荀子是以间接引用的方式，对原有的史料进行了理论概括。如果我们再结合《公羊传》、《穀梁传》的解释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荀子的理论提炼实际上也是对《公羊传》、《穀梁传》的解释观点加以消化与吸收的结果。《公羊传》对这条史料的解释是：“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公羊传》的解释大体上是对齐、卫双方讲诚信的肯定。《穀梁传》也持类似的观点：“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信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由此可见，荀子说“《春秋》善胥命”，正是对《公羊传》、《穀梁传》从《春秋》中共同阐发出的古人“言而有信”的微言大义进行了吸收，并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因此，对于《春秋·桓公三年》所载“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这一条史料，《春秋》是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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