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后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以及武装暴动，以及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则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则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失误也难免经常出现。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的时代做出和光武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的高山，在绵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当光武帝统一全国，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注: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舱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了，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注: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和“文景之治”们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注: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次子，母文献独孤皇后。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注: 十年生聚shí nián shēng jù 成语典故生聚：繁殖人口，聚积物力。指军民同心同德，积聚力量，发愤图强，以洗刷耻辱。]，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九年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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