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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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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 16:2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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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鸣盛[注: 王鸣盛（1722—1797），清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江。江苏嘉定（属今上海市）人。]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注: 《十七史商榷》-《十七史商榷》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1722—1797年），]》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在他的史学意识中，只有根据确切、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却是所见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说：“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看读多，讲论多，著述多也。夫看读与讲论，则洵贵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由此可见，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避免史书以讹传讹。于是勘误、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
其二，考误订疑，护惜古人。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脱误已多，积重难返。王鸣盛感慨书籍“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谓真实写照。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王鸣盛指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并非志在穷责究过，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一味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最终只会毁灭学术。钱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嘉惠后学，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崔述[注: 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人。-cuishu]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曾经遍考群书，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谬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也明确提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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