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驰骋议论。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王鸣盛声明：“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马融从昭受汉书》)钱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在乾嘉史家看来，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无益而有害。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

    在上述著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考证异同，补苴罅漏，为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前代史家相比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扬后世，但订疑规过却往往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身为史家，何人不想代圣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顺应时代需要，选择自任其劳而让后学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无疑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胸襟。诚然，乾嘉时期的学术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压之下，学者不得畅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对于时代责任的认知及其在著述价值观上的变化，更不容忽视。因为不同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各个时代社会给史学提出的任务。由于治史的任务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形式，或以某个时代特定的形式作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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