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子，人们往往首先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克己复礼”一类的话，甚至想起贞节牌坊和裹脚布，以为孔子的政治理想不过如此。其实孔子的政治理想有不同的层次，可分为高、次、低三层。孔子政治理想的高层，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在《礼记·礼运》当中有直截了当的表述。在《论语》当中，孔子对“大同”时代的人物尧舜等推崇备至，对“小康”时代的人物文武周公等却持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未尽善”。“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孔子《礼记·表记》中的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孔子政治理想的次层，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孔子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深知“民之多辟（僻），无自立辟”的处世要诀，洞悉“生乎今之世，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的现实危险，所以对遥不可追的“大同”，仅仅是神往而已，并不准备付诸实践。环顾“礼乐崩坏”的现状，文武周公等把持的时代，成了下坡之后尚可回望的“高地”，因此孔子说“吾从周”，其实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孔子政治理想的低层是“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就是像周平王[注: 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姓姬，名宜臼，中国东周第一代王。他是周幽王的儿子，母亲是幽王的正室申后)。申后是申侯之女儿。]那样再来一次复兴。这更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有人问“今之为政者何如”，孔子说：“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深知，对这些人宣扬尧舜之道或者宣扬文武之道，无异于对牛弹琴，于是调整策略，拿出一套既能让他们感兴趣或者能容忍、又可以恢复起码的社会秩序[注: 社会秩序正文　　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 　　中外思想家很早就注意社会秩序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治”，]的方针，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的由来。孔子半生陷身其中，奔波兜售，迄无成功，反倒使人忘记了他原本是一个有着高尚政治理想的人。“孔父非不体远，以体远故用近。”只有东晋的王坦之，能体谅孔子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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