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祖父的嗜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喝酒与抽烟。祖父曾对我说，年轻时在北大与人打赌，白酒一次喝了二斤多，喝完头重脚轻，借京戏“醉打山门”里的一句是“醉醺醺把青山乱踏”。与他打赌的朋友也不比他清醒，两个人在街上争着要把对方送到家，争了有半个钟头，终于得出结论——各走各的。祖父坐上洋车只说了一声拉到哪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说来也奇怪，车到了家，他就醒了，叫开门，只说了句：“给车钱！”然后一个掉毛跟斗翻到门里，躺在地上就睡着了。绍兴黄酒他一顿能喝24小杯，德国黑啤酒讲究一口气喝一瓶，他每次至少喝一打。据祖父的学生说，当时有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外交官，因为常年驻外，本人又好酒，所以练出了好酒量。回国后说，听说有一位陆宗达先生酒量很大，我得和他比试比试。于是把我祖父约去，俩人比了两天，不分上下，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喝酒，不同人也有不同喝法。启功先生有次回忆说：“当年我和你爷爷都在辅仁大学教书，我们这些个同事常在[注: 常在，清宫女称号，与“答应”同为最低级妃嫔。《清史稿?后妃列传》：“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一起聚餐。聚餐时，酒上来了，菜也上来了，大家可并不急着先吃喝。把酒倒好，大家举着杯子，听你爷爷讲一个字。比如今儿这菜里有一道鱼，就请你爷爷讲《说文》里这个’鱼’字怎么来怎么去。讲完了，大家才把这酒一饮而尽。”

    从祖父的嗜好想到他的生活，从他的生活想到“文革”，我又想起我的祖母。我感觉男人们虽然大多有信仰有理想，但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有时反应不如妇女勇敢和沉着。她们在危急时刻敢作敢为，有主意，是因为妇女们有一种本能，这就是全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比如“文革”初起，红卫兵四处抄家打人，人们一日三惊。祖父有些怕，祖母却相对泰然。我现在回头想，能明白祖母的心思，该来的就得来，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走，大不了就是个死呗。那时祖父不敢出面，祖母带着我，拿煤篓子装着象牙麻将、金银首饰，我拎着龙泉宝剑，交到派出所。回到家，祖母照样想吃什么，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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