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表述,许寿裳告诉人们,鲁迅之所以喜欢屈原和看重《离骚》,是因为其人其作承载了作者特有的愤懑、怀疑、批判和追求精神,以及浸透其中的爱国心、彷徨感与紧迫感,而这与青年鲁迅的心境和志向多有拍合,于是,他思接千古,引为同调。应当承认,许寿裳的说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鲁迅当年对屈原的那份熟悉和热爱,确实建立在灵台相通,精神共鸣的基础之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读着这样一些诗行,我们不难看到屈原和楚辞的意脉,是怎样在鲁迅的心头复活和笔下延伸。
不过,许寿裳的《屈原和鲁迅》,毕竟只是一篇松散简约的回忆性文章,而不是严谨系统的研究性著作,这决定了该文对于自己选定的题目,更多属于念想之中的真切书写,而远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全面阐发。事实上,在鲁迅与屈原之间,还有另外的线索颇值得关注和总结。譬如,鲁迅是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家,在文学史研究上颇费心力而又每见卓识,他的《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在谈及屈原时,就曾留下了相当精辟的解读: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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