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以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居于国家统治核心的满洲贵族却没有能够顺应时局的骤变,果断调整国内民族政策,消弭满汉之间的夙仇新怨,形成举国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相反,面对内忧外患交织的严峻形势,这个执政集团中反而滋长了“防贼甚于防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等一系列荒谬至极的误国卖国理念,从而把满族之外的广大群众日益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注: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太平天国应写作太平天-{囯}-,囗中王)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半个中国,显然主要并非借助于西方基督的庇佑,当时的一篇《奉天讨胡檄》主要强调的依然是传统夷夏大防的观念,而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实际影响力,关键还在于清政府的昏聩、狭隘和腐败。尽管曾国藩、康有为等一批能臣硕儒为维护清王朝的正统不遗余力,洋务运动
[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还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政权行将就木的事实。本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原则签订的《辛丑条约》,揭去了清政府维系自身合法统治的最后一片遮羞布,标志其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由此带给全体中国人的空前屈辱,终于激起了足以倾覆满清贵族统治之舟的滔天巨浪。因而在当时“革命排满”成为了能够动员海内外各种反清政治势力的最为响亮的斗争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成为了最能得到各路英雄豪杰广泛认同的斗争纲领。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反满的情绪主要并非基于传统的夷夏大防和满洲入关之初的“原罪”,而是基于晚清满洲贵族在处理内外关系时犯下的种种不可宽恕的“新孽”。同时,这种反满思潮的主流也并非是指向满族全体,而是针对当政的满洲贵族。这一点(包括后来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思想)应该说也和朱元璋北伐的指导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由宋濂起草以朱元璋名义发布的《北伐檄文》中特别宣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17]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他为推翻中国两千年君主专制做出的最杰出贡献,使其在制度革命方面远远超出了汉高明祖;他在晚年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使其在政治立场方面具有了令华盛顿、拿破仑无法望其项背的新高度。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之于孙逸仙头上的“中山先生”称谓,承载了社会大众追求民族复兴的浓厚情结,但并非是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它植根于中原传统文化,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虽然缘于“无心插柳”,却相当精准地概括了孙先生振兴中华、功高山斗的宏大志向和不朽业绩。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的梁烈亚老先生撰写了《孙中山先生名号略考》一文,简要指出: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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