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第三十四任云贵总督。-mingde]”的伦理政治，它只是“修己治人的规模”中的具体“行程”，其目标则是道德修身与政治实践。具体来说，“格物”、“致知”的环节，只是为了过渡到“正心”、“诚意”的下一个环节。这一点，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有明确的解释：“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大学章句》第一章)在这里，格物致知的知识追求，只是为了道德意志的笃实与道德观念的明确，也就是为了“明明德”。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是进德工夫的基础，他解释“诚意”说：“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已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大学章句》传六章)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是为了实现“心体之明”，从而为下一步“正心”、“诚意”的进德工夫奠定基础。由此可见，道德修身的行程体系决定、制约了“格物致知”只是修身工夫的一个“行程”，它和那种以获得客观知识的认识论目标是不同的。

 

    其次，从格物致知的内容来看。由于格物致知知识为了实现修己治人的成德工夫，故而决定了这种认知活动的主体内容是人伦日用。所以，朱熹在诠释“格物”之“物”和“致知”之“知”时，十分强调这种知识对象是伦理道德之“理”，他说： “格物穷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个道理：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朱子语类》卷15)尽管朱熹在诠释格物致知的对象时，也将它们扩展到天地阴阳、昆虫草木之理，但是，由于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正心诚意、明明德，这就使得朱熹在诠释格物致知时，始终不愿偏离仁、义、忠、孝、恭、敬等伦理规范之类的“理”，并竭力将格物致知的内容限制、集中在人伦之理之上。

 

    其三，从格物致知的过程来看。格物致知的过程并不体现为主体的认识客观世界、建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为如何合乎“天道”、“天理”的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因此，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那种因主客之分而必须通过感知、理性而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活动，那是西方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则是强调“格物致知”是“天理具足”的人在处事应物的种种生活实践中感悟、发明实行各种各样“当如此”、“当如彼”的道理，他所理解的“格物致知”总是离不开行的，所以他经常说：“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朱子语类》卷15)这些“当如此”、“当如彼”的道理不是逻辑化知识体系，而是体现为人应如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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