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最为彻底的陈序经曾明确指出，只有近世西洋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主干”，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传统则是“仅可以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由此，西方现代文化被视为现代人类的“共法”，而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停滞于前现代的“旧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理当被淘汰。西化派的上述立场与以“时代性”为评价儒学基本标准的主张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进而言之，西化派的上述立场又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的重要影响。正如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强调时间对于空间的首要性，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质。之所以尊崇“时间”，一方面与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之一的“进步的历史观”有关。另一方面又事实上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中心—边沿等级结构的维护：既然西方文化是现代的，而非西方文化则是前现代的，西方文化在时间序列上的优先性就被确立为在空间序列中（即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相对于非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强调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就落脚于对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文化之中心地位的维护。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孤立的“民族历史”阶段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转进，随着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强调时间之首要性的价值取向逐渐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时间成了一种给发展程度定性和确立世界等级制度的标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化派思潮体现出了以时代性作为衡论中国文化之基本尺度乃至唯一尺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时代性来论衡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时代性成为基本的乃至唯一的尺度，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容易由此而走向在整体上否定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为此，理当对现代性思维片面凸显时代性维度的内在局限性加以认真反省。
第一，这一主张事实上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共同的时代性的理论旨趣。随着现代化首先在西方出现并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所当具的时代性就被归结为西方化的“现代性”，尚处于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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