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则是各轴心文明均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展示其完整的理论内涵空间、在充分体现出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将自身的问题暴露无遗的过程。不仅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如果说，13世纪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在印度本土的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之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困境分别可以看做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充分暴露自身困限之明显标志的话，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反省与批判乃至明确倡言要“抛弃现代性”，则鲜明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在当今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局限。因此，尽管西方现代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生命活力、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之下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传统社会而言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已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难以独立地承担起为人类的未来指引光明前途的历史任务。由此，当代人类文化建设关注的重心也应当完成一个“中心主题的置换”，即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彻底改造自己”的问题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困限”这一问题。
因此，尽管“时代性”足以与“民族性”一起共同构成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但仅从时代性一维衡断特定文化共同体又的确是在现代性的僵硬思维模式主导下形成的一偏之见。我们究竟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仅从时代性这一个维度来评价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弃其民族性于不顾？正如上文已指出的，西方现代文化对“时代性”的片面强调，是落脚于对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中心——边沿等级结构的维护。而这恰恰是以遮蔽甚至抹杀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为前提和代价的。由于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已被归属于“前现代”，其零散的“现代价值”只能是通过向“现代文化”看齐而从西方价值系统中分有。在这样的视野下，作为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与被归结为“前现代思想”甚至“封建遗毒”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只能是“现代”与“前现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结合就是可以质疑的。即使“结合”，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只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某种“民族形式”而不能在精神内涵层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所谓“结合”显然只能是浅层次的。这种深层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正是阻碍更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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