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作为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的青年教师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进修。幼年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我，第一次亲近中大康乐园草木时，顿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感。岭南毓秀，佳木清渠，黄白鸟鸣让人亲和。然而令我终身难忘的,还是与这里寒柳堂主人的一次亲近。

    那是一日周末，一位女士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路先生，明日上午十点半钟可否来舍间一叙，唐筼。”我知道唐师母是陈先生的太太，同为名门之后。第二日上午我便按时赴约，心中带着些许忐忑，一路打听,终于走进了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居所，康乐园东南区一号，也就是海内外学人无比崇仰的“寒柳堂”。当我走上二楼时，不少老师已先到了，他们中我大多并未熟识，我作为晚辈只能静静陪坐。席间谈及戏剧，大家鼓励我唱一段，我从未拜师学戏，只是在戏片上学了皮毛，不好献丑，然盛情难却，便唱了段梅派的“女起解”。唱罢后，我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先生虽已几近失明，但仍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肯定。我顿感欣慰，心里的忐忑也少了许多。

    从此之后，我每星期日都应约去先生家雅集，去得多了也便与先生和师母熟识起来。他们知我离别钱塘考妣，万里迢迢至祖国西陲，更对我如至亲般关爱。外界盛传先生脾气大，既清高且自傲，曾对中科院中古所“约法三章”，拒绝北上。然而我所见到的先生却总是祥和而平静的，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意谓如此吧！

    先生为世家子弟，喜观戏文，游学欧西时常观歌剧。而到1957年，先生对中国戏曲似乎有了格外的偏爱，那年孟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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