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注: 王文诰（1764—？）清代学者、画家、诗人。字纯生，号见大，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
一、考订编年
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注: 孔宗翰 孔宗翰，字周翰，孔道辅次子，孔子四十六代孙。生卒年月不详。宗翰登进士第，知仙源县（今曲阜县），以恩服族人，治理有方。]《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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