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究本事

    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注: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东乡上池村人）。]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注: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历史。]》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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