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注: 吴复古 吴复古 字子野，号远游。他的父亲吴宗统，曾官拜翰林侍讲，世居潮州。吴复古自幼聪颖，任侠好义，以博学多才、精通经典，被荐举为孝廉，宋神宗年间被封为皇宫教授。]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
其次，《文集》的编年体[注: 编年体：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按年、月、日编排史实。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biannianti]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 “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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