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注: 百里姓源自姬姓，以祖名为氏。百里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百里氏源出姬姓，春秋时代，有一位辅助秦国君主秦穆公，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一霸的人物，叫百里奚。]。……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

    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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