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群体近年来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分化，部分主要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策展乃至开设画廊，于是他们的批评文章的产量就大大下降；另一些在教育、研究机构或企业任职的同时兼职从事艺术批评写作，因为写作批评文字收入颇微，所以目前的批评家普遍都是兼职状态。

“写作”成为“项目”

在当前越来越商业[注: 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经营性行为。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化的艺术生产机制中，对艺术家或其背后的投资人来说直接凭借资金进行拍卖、展览、媒体宣传的市场操作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如此批评文章就成为展览或宣传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很多批评家也适应运作方式，依附于展览、画册前言这类“批评项目”之下。

尽管有人讽刺这类批评家收费写作类似小姐“出台”，可是这种“批评项目”在今天的商业化时代无可厚非。对批评家来说写作这种“订购文章”是项高难度的语言游戏，批评家需要拼凑作品呈现的形式、艺术家的只言片语和各种理论的耀眼词句形成文章，并以毫不犹豫的华丽语调抹平所有的裂痕。而从传统角色上看批评家们应该公正的进行评判，他们的角色具有某种道德色彩。

今天面对“批评项目”中产生的文章，读者和批评家都需要调整自己的认知：对读者来说，可以参照批评文字的逻辑、呼唤、预感来判断论及的作品、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的价值，作为形成自我观点的参考项之一，不必把批评家当做全知全能的艺术法官并托付所有的信任；而对批评家来说，历史上主动或被动赋予的道德角色和当代商业化的“批评项目运作”的“共生关系”或许给很多人带来内在和外在的道德压力，导致他们某些时候的言辞、举动有点小丑化。我以为批评家群体与其承受这种暧昧的压力，不如将这种收费项目正常化、公开化，就像艺术家也接受订购生产一样，收费写作文章并非没有道德标准。

交互式批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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