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定恻隐之心是“仁之端”即仁的萌芽，故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问题上借题发挥，据此引导齐宣王树仁心，行仁政，可谓用心良苦。孟子所言，虽指向在政治，但也同时体现了与孔子相若的生态伦理意识。从古至今，出于生存需要，人类以一些生物为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杀生时产生不忍之情，从而有所选择有所节制，是人有别于动物世界，或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孟子曾总结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熹注“爱物”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将爱人与爱物联系起来但不等量齐观，主张取之时用之有节而非不取不用，从自然秉赋和人类生存需要看，是符合实践理性的，尽管不能令动物保护主义者满意。如果多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在减少血腥、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使人类保有一些对自然万物的温情和敬意。
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孟子的“仁民而爱物”，虽如后儒所见，是仁者之心的体现，但仅此尚不能体现孔、孟此一主张和行为的全部价值。《吕氏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淮南子》和《水经注》均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宓子贱被鲁君任命为亶父（今山东单县）宰，三年后，孔子派另一名学生巫马旗去考察他的政绩。巫马旗乔装夜入亶父后，见一夜渔者捕到鱼后又放回水中，便问其故。夜渔者说：“我放回的是小鱼。我们的地方官宓子贱要求在小鱼长大后再捕，所以放了。”孔子闻听巫马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认为宓子贱治邑有方，可担当大任。
宓子贱要求渔夫捕大放小，与孔子不一网打尽、不倾巢尽剿一样，都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为了防止因一时之利而丧失长远利益，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肇始。孟子直接承袭了这一主张，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比较可见，孟子的主张与孔子师徒是一脉相承的，且更为明确而完善。孔孟之后，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在记录宓子贱治亶父事迹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一年四季应如何保护利用山泽资源的具体规定，如《孟春纪》中的“禁止伐木，无覆巢”，《仲春纪》中的“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等。这些认识和主张世代相袭，许多成为政令，或人的自觉行为。
以仁爱之心待物与可持续利用，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之生态伦理的两个重要支点，是德性与理性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儒家生态伦理主张，既坚持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人本主义，又反对了对自然万物的漠视与任意宰割；既倡导人对自然的爱护与尊重，又没有阻止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对自然的有节制利用。坚持这两个方面，既可防止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对自然万物怀有感恩之情与敬意；又可避免极端的泛道德主义，使人类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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