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和《中国经学思想史》是两种不同主题的书，写法不一样。经学思想史注重价值和意义，经学史注重文本的诠释与传承。历史上有一些经典注疏偏重资料的翔实，而不重视诠释的出新。比如说卫湜的《礼记集说》，保存了古代解释《礼记》的许多资料。我们写经学思想史时，因为注重研究价值和意义，对这类偏重材料类的书大多略过。现在撰写经学史，主要强调文本的诠释和传承，这些书就不能不加以研究和介绍。因为这些书为文本的正确解读提供了很多资料，从文本的角度说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们在《中国经学思想史》里没有详加介绍的，可以放在这部书里来研究。与此类似，像孙诒让[注: 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的《周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等，我们都要注意研究，给予交代。

    研究经学，有两位学者的话最具指导意义。一位是台湾学者徐复观，他说过，以前的经学史著作成了无生命的化石，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必须把那个时代所了解的经学意义作郑重的申述，他称之为“经学思想”。我们已经出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正好与其思想吻合。另一位是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总结了乾嘉汉学之后，说那是浪费人的生命，今后的经学史应该另辟一条新路，“用一种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用一种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梁启超是位学术大家，但他关于经学史的写作还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设想，我们能不能实现他的想法呢？

    回顾两千年的经学历史，许多参与注经、解经的学者，都是“知识精英”，如朱熹、王阳明、王船山，为什么他们呕心沥血要做这件事，这里有哪些思想智慧？通过研究我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使读者看了觉得有启发、有收获、有趣味。新编《中国经学史》希望使读者能有如下感受：喜欢读，长知识，提高境界，做学问的入门书。能做到这几条非常难，因为我们的经典比较抽象。《春秋》强调的是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需要学者逐字逐句地解释。怎样让新编经学史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是一个大课题，要求作者既要了解经典本身的内涵、价值以及深层的东西，还要用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语言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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