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当然，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不相干的事，我可以说从少年时代、童年时代，就扑在这个上头了，而且我一回忆起来，完全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开始接受革命圣火的时候，那种崇高感，那种献身的感觉，那种服膺的感觉，五体投地的感觉，就是世界上有这样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实践。

当然，事后，很显然你的设想和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除非你要求你的设想就是百分之百兑现，那你就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知道你的设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你反倒会乐观一些。

张承志有个小说里头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记得的并不完全是原文了，他说世界上只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乐观，我觉得他这个话非常好。我就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这样的话，我反倒乐观，知道它会出现一些问题，也会有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问题出现，这个不足为奇。

记者：早年你写过《青春万岁》，现在回忆起来是不是也有青春无悔之意？

王蒙：当然有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好像《青春万岁》，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小说。但这个小说毕竟是一个记录，而且是唯一的记录。

你不能够忘掉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王蒙，那时候才十四五岁，还包括现在人们都非常尊敬的一些大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都是最热情投入革命中的，比如说我知道的语言学家罗常培[注: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人。满族。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那种热情，语言学家吕叔湘，哲学家冯友兰等等。

记者：你体现出的政治态度，是要戒急戒躁，如果前面走得太快会有问题，如果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也行。

王蒙：中国发生这些悲哀，大部分是由于急躁所造成的。包括像大跃进、全民公社化等等。但是，我同样非常痛切地陈述目前的这些忧患。而且我说的那些事情在我之前，包括那些抱极端批评、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并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我想写这些革命经历，与其说是辩护，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我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为如果你对历史的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