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时进：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家谈“大学”与“大楼”、“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的关系，很少涉及与“图书馆”的关系，而恰恰“大师”离不开“图书馆”的“大楼”。这个“大楼”与学校其他“大楼”相比，形神都[注: 含义 指帝都京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 相关条目 历史 古代 建都-shendou]不相同，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但事实上在许多高校，和“学科建设”相比“图书馆建设”就边缘些了。我校情况好得多，各方面都比较重视，所以我们开展工作有良好的环境，这很重要。

    读书报：您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大学’的本义被肢解，‘大’与‘学’形实割裂，前重后轻，‘大’越来越彰显，而‘学’越来越稀释。”这个批评很尖锐，那么您认为对此大学图书馆承担什么责任呢？

    罗时进：图书馆能力有限，充其量是个“有限责任公司”，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应努力在“大学”中增加“学”的内涵。对图书馆而言，这是主要的，也是永恒的责任。中国的图书馆是从藏书楼演变而来的，自古以来藏书楼就是学问之所蕴，学术之所胚，也关乎学者之所成。从本质意义上说，现代[注: 时间名词欧美所指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后1936年(1936 AD) - 公元后1968年(1968 AD)[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现今这个时代；我国历史分期上特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现今这个时期；有时也指]图书馆并没有改变这个功能，只是更注重读者利用了。

    读书报：我理解您的意思，图书馆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学馆”。这似乎有“复古”的意味，与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是否相去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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