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注: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其为“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作者按:“常侨居是山”句《太平广记》、《佩文韵府》等古籍皆作“尝”,惟周亮工文中作“常”。)
“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不过,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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