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注: 孙传芳山东泰安人:孙传芳,字馨远,泰安人,清道光年间其高祖孙成信从泰安岔河迁入泰安祝阳的陡沟,曾祖父孙国矩兄弟二人排行老大,]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问孔》114页。)
军阀们推崇孔子之学,这不能视为偶然。儒家中文化专制思想的成分,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和灌输,恐怕已经成为了全体国民的一种“文化共业”,这也正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年浩劫”发生的文化深层原因。“为君牧民”的思维,在当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所谓“政治儒学”时已然指出:
所谓“复兴儒教”,更是露骨地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也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这“一家之言”,变成“独家之言”,不仅要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尊”地位,而且要赋予它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些“第四代新儒家”不胜神往的体制,在中国早就完满地实现过,那就是《中国道路》的作者也不胜神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说不定他们的想象力的灵感,就是来自……文化大革命。(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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