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注: 孙传芳山东泰安人：孙传芳，字馨远，泰安人，清道光年间其高祖孙成信从泰安岔河迁入泰安祝阳的陡沟，曾祖父孙国矩兄弟二人排行老大，]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问孔》114页。）
军阀们推崇孔子之学，这不能视为偶然。儒家中文化专制思想的成分，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和灌输，恐怕已经成为了全体国民的一种“文化共业”，这也正应该是离我们很近的“十年浩劫”发生的文化深层原因。“为君牧民”的思维，在当代的某些儒教思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所谓“政治儒学”时已然指出：
所谓“复兴儒教”，更是露骨地要将儒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也就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这“一家之言”，变成“独家之言”，不仅要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尊”地位，而且要赋予它意识形态专政的功能。这些“第四代新儒家”不胜神往的体制，在中国早就完满地实现过，那就是《中国道路》的作者也不胜神往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达到“巅峰”状态的。说不定他们的想象力的灵感，就是来自……文化大革命。（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