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20－30年代的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然而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它却终告衰歇。究其缘由，无疑是受到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这大致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

“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原因，首先在于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内在制约，尤其是因为它始终拘泥于考据之学，从而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无法满足当时人们日益增长的思想需求，这在胡适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1]确实，胡适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都不脱考据色彩，甚至还可谓带有某种“考据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历庐山后，写了一篇《庐山游记》。在这篇游记中，他逐一考证了江西纸牌与徽州牌的不同、三叠泉发现之时间、开先寺的来历、归宗寺的传说等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问题。或许是自己也觉得其中的考据色彩过于浓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说：“我作《庐山游记》，不觉写了许多考据，归宗寺后的一个塔竟费了我几千字的考据！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难遏止。……我们有历史考据癖的人到了这些地方，看见了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2]由此可见，因为受到性情与思维惯性的牵引，胡适已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乃至难以自拔的“考据癖”，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国故”的视野与成就。

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脱考据，这势必造成他对一些不适于考证的问题无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经批评胡适说：“他对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能做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3]冯友兰也客观评价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4]

其二，因为仅仅局限于考据学本身，而未能吸收社会科学的其它方法，胡适的考据成就其实也十分有限。唐德刚就曾直言指出：“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学者如罔顾社会科学的法则，而专门去倒训诂学、校勘学的字纸篓，那就所见有限了。”[5]

其三，由于陷入了个别史实的琐碎考证，胡适往往忽视了对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说：他在二战之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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