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众所周知，考古发掘属于田野作业，是一项地域性极强的工作。而在战时，由于国土大片沦丧，考古发掘无疑也受到了严重的约束。30年代初，史语所曾计划在齐齐哈尔与热河一带实施发掘，但是迫于时局的严峻，最终不得不取消。对此，李济后来就十分惋惜地说：“最初所筹备，本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计划，但因为‘九·一八’事变随即发生，这一成绩甚好的开始，就没有继续下去。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在这一区域，我们若能继续下去，有好些悬而未决的中国古史问题，到现在也许不成问题了。”[43]与此命运相同，殷墟尽管深处中原腹地，却同样难逃战火的蔓延。一位外国学者便曾敏锐地指出：“像中国一切考古学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44]

除发掘之外，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考古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例如，李济在1956年撰写《<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时，即曾针对殷墟出土陶器的战时研究沉痛写道：“战事带给我们的灾害，是不宜于在此处申诉的；不过对于这一普遍而持久的变乱，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部分，我们确有留一记录的义务。抗战时代，史语所在大搬家的时候，虽带走很多的考古标本，但陶器却没占甚重要的地位。”他同时还回顾：“在大播动的时代，史语所虽尽了最大的力量将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带走，但若干比较笨重的设备，是绝对地超乎史语所所能得到的运输能力；……故在昆明与李庄两个时期，陶器整理工作最活跃的时代也是我们照相设备最贫乏而最难得到补充的时代。因此，很多标准的及复原的器物留下来的影片甚难令人满意。”而且，战前曾经有过与地质研究所合作的陶质分析，“到了抗战时代，这种合作的业务就大受限制，终于不可能。我们在昆明时代又送了一批陶片请化学研究所代为化验，卒因化验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45]。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整理国故运动”最终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从而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到了40年代，有论者就观察到：“国学刊物几如凤毛麟角”[46]。

   ( 作者：卢毅)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2] 胡适：《庐山游记》后记，《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3] 梁漱溟：《略谈胡适之》，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5]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6] 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7]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8]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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