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甚至连曾主张“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的顾颉刚[19]，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忧虑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团遍访华北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农村的贫困状况以及民族危机的临近。归来之后，他就说：“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20]1933年11月20日，他在应《东方杂志[注: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之邀撰写新的一年《个人计划》时也坦承：“年来的内忧外患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到处看见的都是亡国灭种的现象，如果有丝毫的同情心，如何还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还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说：“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实在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恨遭逢的时代太坏，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无法安心工作，所以仅得如此，否则成绩一定超过现在十倍。”[22]而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说：“华北问题愈闹愈紧，使北平学人失其向学之心”[23]。

显而易见，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再也难以专注于“故纸”的钻研。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近几年来，日帝侵略，局势变化，青年学子心内充满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国是的热汗，……无闲情逸致的好好读书与研究科学，于是读书与科学又在这样局势下，大受顿挫。”[24]董允辉也在致陈垣信中感言：“今中国学术衰歇，后辈小子能知以学问为务如生者，恐亦不多觏。”[25]

第二，在战争期间，尽管仍不乏有学者笔耕不辍，继续坚持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但与战前相较，他们的观点与取向大多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也促使了“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

总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尤其强调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它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有所驳议，甚至在研究结论上，刻意追求某种标新立异。平心而论，这本属学术范围内的探讨，尚无大碍。可是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种研究取向就未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围绕着屈原是否确有其人的问题，学界曾经展开了沸沸扬扬的讨论，胡适甚至径直断言屈原只不过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而已[26]。然而时过境迁，在抗战中，当闻一多得知有学生想写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时，便立即提醒说：“屈原的诗篇为我们树立了多么崇高的爱国文学传统，鼓舞了几千年来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献身精神，……我们今天的浴血抗战，也正是屈原精神继续存在的活见证。否定屈原的存在，对于抗战会有什么好处呢？”[27]

又如，1935年，姚从吾初撰了一篇重评耶律楚材[注: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的文章，一反传统的贬抑观点，对耶律楚材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不过他并未继续完成，更不敢发表。为此，他还曾致信傅斯年解释说，因该文叙述“耶律楚材在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