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顾颉刚曾在标志“古史辨派”崛起的《与钱玄同[注: 钱玄同（1887—1939），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著名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浙江省吴兴(今湖州市)人，]先生论古史书》中惊世骇俗地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29]此后，他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30]。时至1933年，他仍然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声明：“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决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31]秉承这种观念，顾氏1939年在为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之初，多以西南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文化为论题。对此，傅斯年[注: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极为不满，并特意致信劝阻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贵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他同时还建议顾氏：“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32]从后来情况的发展来看，顾颉刚显然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见。1939年2月9日，他为《边疆周刊》撰写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以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不仅其血统错综复杂，而且文化亦没有清楚界限而是相互牵连[33]。

显而易见，当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不少学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继续遵循“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观点、乃至于刻意标新立异的研究取向，则往往会造成对时局的不利影响。这无疑说明，“整理国故运动”发展至此，已经不合时宜。

三、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也仍有不少学者沉潜于“整理国故”的事业。譬如，1941年，《齐鲁学报·发刊词》即申明：“夫学问研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34]但毋庸置疑，限于当时恶劣的客观条件，研究的成绩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张荫麟[注: 民国史家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便感慨说：“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35]

第一，图书资料的匮乏严重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据统计，因为抗战中几度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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