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北大丰富的藏书几乎全部陷于敌手，清华大学虽然抢运出一部分图书，但是在转运途中又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故长沙联大时仅有中外文图书六千余册。此后，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由于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添购十分有限。八年间，联大累计共有中文、日文图书34100册，西文图书13900册，合计不过48000册[36]。鉴于此，西南联大甚至不得不通过决议，限制教员出借图书。如《西南联大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就规定：“本馆藏书无多，以不出借为原则，特殊情况可通融；教员每次借西装书不超过5册，中装书不超过20册，各系因教学需要，图书馆可随时收回借出之书；每学期终时，教职员所借之书一律清还。”[37]在此期间，虽经商洽，联大与史语所实现了图书资源共享，但毕竟仍相当不便。例如，其中即规定：“每周一次通过联大图书馆，个人不能直接向史语所借书，全部借出之书，以30种600册一般书为限。”[38]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即使是曾经饱览群书的陈寅恪，也难以维系正常的研究工作。他在1938年6月17日致劳干信中便无奈地说：“联大无书可看。……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39]与此同时，1938年10月，滞留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的陈垣，也在其著《释氏疑年录》书前小引中附言：“惜寒斋藏书本少，释典尤阙，变乱以后，半束高阁，甚或以易米盐。平时瓻借往还，人事既迁，此乐亦不复得，今欲从事复勘已感困难，遑言补益？网罗不尽，良用慊然。”[40]
此外还可与此相印证的是，顾颉刚在《浪口村随笔序》中也写道：“讵意戋戋之求，时代洪流竟吝而不许。九一八变作而救亡之念兴，为通俗读物以事抗战宣传，社会任务益负益重，直无读书馀闲，至七七难起而被迫离其旧窟，只身逃死，不仅图书一册未携，即笔记稿本亦都弃掷，偶一执管，怅望踌躇。斯时也，恍若商贾之破产，士兵之缴械矣。”[41]他在1943年10月12日致胡适信中又再次倾诉说：“此数年中，治学则材料无存，办事则经费竭蹶，当家则生离死别，触目伤心，弄得一个人若丧魂魄，更无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国外，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亲大量的图书，曷胜艳羡。”[42]
由此来看，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素以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和顾颉刚，也不免捉襟见肘，那就更遑论其他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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