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综观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大多集中于研究胡适个人；其二，大多侧重于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总体评价。今天看来，这两个特点当然有其一定合理性。毕竟，胡适作为提倡“整理国故”最力者，无疑是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而且研究一场运动，对它做出评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毋庸讳言，这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研究视野的拓展。首先，由于过多地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胡适个人，甚至于[注: 甚至于 拼音： 解释： 1.犹甚而至于。-shenzhiyu]将“整理国故运动”完全附庸于胡适，容易遮蔽了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体性。因为既然是一场运动，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就必然是广泛的，参与者也是十分众多，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胡适一个人在唱“独角戏”[44]。这种状况虽在近年有所改变，但以“整理国故运动”为背景来研究其他近代学人的论述仍不多见。其次，由于过多地侧重从文化思想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评价或“再评价”，由是难免造成了结论的简单重复。事实上，关于“整理国故运动”，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研讨。而近年来虽经一些学者的努力，相关史实不断得以发掘、辨析，在个案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总的来看，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研究空间尚显疏阔。这主要体现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较多的是对其中所牵涉到的人物、流派或事件，展开细致入微的个案考察，还较少将“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例如，“整理国故运动”的概念究竟如何界定？运动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它在民国知识界兴衰递嬗的原因又是什么？尤其是与其所继承的学术渊源相比较，“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或许恰是对该课题加以系统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卢毅)

[1] 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

[2] 邓广铭口述、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引自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3] 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他同时还统计：“胡适一生著述2000余万字中，至少80%以上是直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和思想、人物为研究对象的。”

[4]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5]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1924年1月1日），《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

[6] 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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