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整理国故运动”也吸引了一些台湾学者的密切关注[37]。尤其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早在攻读硕士阶段，就在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机构的兴起》的硕士论文中，凭藉广泛坚实的史料基础，以30万字篇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在这部已经先后刊行于台湾、大陆的专著中[38]，她不仅首次完整重建了国学门的全貌，而且还将其置于现代学术运动的背景下，由此也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中时有超越前人的创见。譬如她关于研究机构与刊物对学术风气转移的影响，“疑古派”在国学门的势力等问题的阐析，皆可谓新颖别致，不乏独到见解。此后，她又继续以《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整理国故运动”加以了进一步的专门研究[39]。在这篇已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中，她分上、下两篇，分别从文化史与学术史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该文也屡有洞见。如对胡适“汉、宋”形象的历史还原，尤显作者功力与识见。另外，文中关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胡适的刺激，以及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何以“攻戴”等问题的探讨，均堪称论据确凿、新意迭见。

差不多同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徐雁平也以《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适为中心的考论》为题，撰写完成了博士论文[40]。在文中，他详细探讨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兴起背景、方法和传衍途径，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其中，第三章围绕民国《诗经》研究所展开的评析，充分显示了著者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基础；而第五章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迁来看“整理国故”观念的渗透，以及关于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对“整理国故”促进作用的论述，也反映了作者别出心裁的视角。

同时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在前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中[41]，“整理国故运动”成为了各位作者集中阐述的一个研究对象。其中，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中，从治学取向、研究风格、史料观、历史解释、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层面，逐一剖析了新、旧史学的异同，并且还疏理了“新派”史学治史观念的变迁。而刘龙心、王晴佳则分别在《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二文中，不约而同地从近代中国史学“专科化”这一角度，阐释了它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在其他学者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供参考的成果。如宋小庆在《近代“国学热”的兴衰》一文中[42]，就根据对“国学”的根本态度差异，将近代“国学”研究划分为弘扬、整理、批评三派，并指出近代的“国学热”大致经历了初兴、高涨、衰落三个阶段。钟少华也在《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一文中[43]，通过对40多部近代“国学”专著的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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